风未止，剑犹悬——特朗普关税中国政策对冲路径推演- 工业快报

2025年4月9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暂缓对超过75个国家的关税措施，市场短期压力释放，大宗商品与股票市场迅速回暖。然而，对华关税措施不仅未同步松动，反而进一步加码至145%。与此同时，美国对其他经济体的暂缓安排，削弱了中国构建反制同盟的空间。

这一策略充分体现出，所谓“关税暂停”只是局部且策略性的“缓兵之计”，本质上仍是高悬于中国与全球经济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着90天缓冲期逐步推移，政策回摆的可能性上升，不确定性风险依然高悬。与此同时，面对高强度的关税冲击，市场对中国出台系统性、前瞻性对冲政策的预期迅速升温，政策响应的时效性与精准性显得愈发迫切。

在对美出口受损、国际合作空间收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政策焦点势必加快由“防风险”向“稳增长”转移，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拳将成为构筑经济韧性屏障的关键：

1、财政政策：精准发力，聚焦内需补位

（1）加快支出节奏，强化定向支持：财政支出向基建与民生倾斜，力图对冲外需疲软的缺口；同时强化地方债务监管，土地出让收入持续负增长背景下，推动财政资金“精准滴灌”至重点领域。

（2）强化消费刺激，加速投资落地：一方面，加大对家电、汽车等领域“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定向支持受外部冲击严重的产业链环节；另一方面，加快政府债券发行进度，保持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以内需动能部分对冲对美5000亿美元的潜在出口损失。

（3）设定内需对冲目标，稳住增长底线：若对美出口大幅下滑甚至“归零”，需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提升至6%左右（今年1-2月社零同比增长4%），通过激活消费潜力与强化投资支撑，保障经济运行不失速。

2、货币政策：协同财政端发力，突出信心修复

（1）可适度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容忍有限贬值以缓冲关税成本：但需警惕，在极端关税环境下，人民币贬值对出口提振作用有限，更多意义在于短期对冲与情绪稳定，难以扭转外需疲软的根本局面。

（2）破解实际利率制约，缓解融资压力：在名义利率受限于通缩压力背景下，通过结构性工具引导企业融资成本实质性下降，重点在于修复市场信心、恢复信用传导机制。

（3）统筹风险与空间，强化政策协同：在中美利差超250个基点的外部压力下，货币政策需为财政扩张腾出空间，推动汇率与利率工具协同发力，平衡“稳增长”目标与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综上所述，短期市场反弹有望延续，但核心风险未除，政策不确定性仍将主导市场情绪。中国需在对冲窗口尚在时果断出手，推出有力、协同的财政与货币逆周期组合政策，构筑更强内需牵引力与宏观安全缓冲带。未来一个阶段，“谨慎乐观”仍应成为政策制定与市场决策的主基调。

【正文】

一、关税暂停：策略性延缓，非实质性转向

1、美国“暂停”措施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

2025年四月九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超过75个未实施反制措施的国家暂缓关税征收90天，全球市场迅速反弹，风险资产修复明显。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策转向，而是出于国内政治考量和资本市场压力的策略性妥协。

此次“暂停”并非取消关税本身，而是阶段性回摆，类似于2018–2020年间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摩擦中反复运用的“虚晃一枪”策略。特朗普及其顾问团队多次强调，关税不仅是谈判工具，更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旦市场稳定、舆论回暖或选战需要强化对外姿态，关税政策随时可能重新启动。

尽管美股短期回暖，但美债收益率曲线波动放大，风险溢价持续上升，说明市场对政策可持续性与全球经济的中期预期仍高度不安。短暂平静之下，新的不确定性风险正在酝酿。

2、中国所承受的结构性冲击与“联盟空间”收缩

与其他经济体获得“暂缓”不同，中国面临的是持续加码的关税压力。本轮升级中，美国已将对华关税提升至167%，远超此前的平均税率。若关税全面落地，极端情景下可能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归零，对应拉低GDP增速约1.5个百分点，并对产业链上中游构成传导式打击。

更具结构性挑战的是，中国在国际博弈中的联合空间正被挤压。美国选择对多数盟友“暂缓”关税，实质上是通过利益绑定打破中国构建反制同盟的可能。“反美联合阵线”难以形成，中国在地缘与规则层面被孤立的风险显著上升。

二、中国对冲路径的政策应对与现实约束

在关税持续加码、外部联盟空间受限的背景下，中国已处于“不得不出手”的关键政策窗口。市场对政府出台逆周期调控组合拳的预期持续升温，政策延迟所引发的信心风险，可能反过来放大市场波动。因此，对内外压力下的对冲方案的预期不断提高，且需要节奏及时、工具匹配、预期明确。

1、货币政策：释放信号，稳定信心

（1）汇率工具：有限缓冲器，更是情绪锚

在4月美国对华关税升级前，中国央行一度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于7.3以下，并持续强调“汇率基本稳定”。然而，随着美方所谓对等关税税率从34%阶梯式提升至125%，市场贬值预期迅速升温，汇率一度突破7.4。央行随后将人民币中间价上调至7.2，释放出对阶段性汇率贬值的容忍态度正在上升的信号。

从理论上讲，汇率贬值可一定程度缓冲出口企业的关税成本。但面对145%的极端税率，汇率调节空间远不足以形成有效对冲，“边际支持有限、系统性风险上升”成为当前政策考量的两难。若进一步放宽波动区间至7.5以内，虽能提供部分短期缓冲，但需警惕其对资本流动、外储信心及中美利差扩大的叠加外溢效应。

因此，汇率政策的实质意义已转向“预期管理”与“信号引导”，其核心职能不在于扭转出口颓势，而在于释放政策应对姿态，稳定企业信心和市场情绪。

（2）利率工具：打点式引流，优先服务信心修复

尽管2024年以来中国持续实施货币宽松，名义利率出现一定下行，但由于物价水平持续偏弱，GDP平减指数处于负区间，企业面临的“实际利率”依然偏高。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感知到的融资成本改善有限，货币传导机制面临“名实倒挂”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近年多次尝试发起取消中国PNTR地位的立法提案。自2020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相关议案提出，主张因人权、国家安全或技术转移问题终止中国最惠国待遇。然而，这些法案多数止步于委员会审议阶段，未能进入正式立法流程，表明此类提案在国会内部仍存较大争议与推进障碍。

在此背景下，常规降息手段的效能受限。一方面，人民币贬值掣肘宽松幅度；另一方面，中美利差高达250BP以上，也限制了利率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因此，结构性政策工具成为主要抓手——包括定向降准、再贷款、PSL等，通过“打点式引流”方式，精准向产业链关键环节、民营企业及科技制造等领域注入支持信号。

需特别强调，货币政策的作用正由“流动性传导”转向“预期锚定”。在外部冲击压力巨大、市场信心脆弱的背景下，货币宽松的象征意义、心理安抚与政策立场表达，往往大于其对实体经济的短期实际拉动效应。

2、财政政策：滴灌式发力，锚定“内需补位”

（1）政策空间有限下的结构再配置

2025年，中央政府已将赤字率目标上调至4%，全年广义财政赤字总额扩大至11.86万亿元，同比增长2.9万亿元，显示出政策层面对逆周期调控的态度趋于积极。然而，在地方债务高压和土地财政疲软的双重掣肘下，财政扩张虽有“量”，但真正可用于逆周期发力的“有效增量”仍受制约。

从收入端看，2025年前两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6%，其中税收收入下滑3.9%；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则大幅减少10.7%，尤其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滑15.7%。土地市场低迷使地方财政承压显著，“基建加杠杆”的传统路径难以持续。

因此，财政政策重点已从“总量刺激”转向“结构优化”与“精准滴灌”，通过提升资金投放效率对冲外部冲击、托底内需引擎。

（2）内需驱动作为主攻方向的再确认

关税冲击带来出口骤减风险。据估算，若对美贸易大幅下滑或完全中断，出口减少将导致潜在5000亿美元的外需缺口，可能拖累GDP下行约1.5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动能的再激活成为“稳增长”的现实锚点。

从结构上看，2024年净出口对GDP的占比仅为3.6%，而最终消费支出已占GDP比重逾53%。这意味着，只要内需能够形成有效支撑，就有望弥补外部拉动的损失。若完全对冲对美顺差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需实现6%以上的同比增速6%左右（今年1-2月社零同比增长4%），成为内需底盘稳住整体增长的关键指标。

（3）政策工具组合建议：以“消费+投资”双轮驱动

消费端：建议加快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落地，提升补贴额度与范围，优先覆盖受关税冲击影响较大的消费品类，帮助企业在订单下滑期缓冲产销节奏，稳定利润率。

投资端：推动专项债提前批次发行并加快项目审批与落地速度，重点投向城市更新、低碳转型与数字基础设施等“高乘数”领域，形成公共投资对民间信心的“托底支架”。

通过财政对“消费—生产—信贷”链条的精准引导，将有助于在不扩大系统性债务风险前提下，实现经济韧性的阶段性再锚定。

三、政策展望：在不确定中主动锚定可控节奏

面对美国高强度关税升级、中国对外博弈空间受限、出口拉动功能趋弱等多重压力，中国政策应从“观察—反应”模式尽快转入“预判—前置”状态，在风险窗口未完全闭合前果断出手，释放政策主动性与协调性信号。

（1）政策基调建议：“财政为主、货币配合”的双轮驱动框架

货币政策方面，建议央行加快降准、定向降息等操作节奏，在利率空间受限背景下优先通过结构性工具释放政策态度信号，提升市场信心，稳定预期锚点。

财政政策方面，需将专项债与特别国债的发行节奏向前调度，优先配置至就业与消费带动效应强的领域。同时，适度扩大中央赤字容忍区间，为结构性扩张提供空间保障。

两者协同方面，建议央地间建立“财政扩张+货币腾挪”配套机制，确保政策发力时点与市场预期一致，避免碎片式、滞后式刺激。

（2）预期管理与政策节奏控制的双重平衡

在市场高度敏感背景下，政策不宜“一锤定音”，而应强调“持续性”“阶段性”与“调整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