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事创业把我们
紧密联系在一起
——深切怀念王森浩部长
原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武三松
王森浩部长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0年,相处40多年。从相识到他离去,我们相互信任,关系比较密切。
王庄煤矿的工资包干,是他带着我们做起来的
1970年年初,王森浩从大同矿务局调到潞安矿务局王庄煤矿,他是生产科科长,我是副科长,从此我们开始一起工作。一直到1979年年底,他任潞安矿务局副局长兼石圪节煤矿矿长,我接任王庄煤矿矿长,这中间正好10年。
王森浩和我都是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毕业的,学的都是地下采煤专业,他比我早毕业几年。王森浩是留苏联的预备生,大学毕业后,因当时中苏关系不好,没有去成。于是,王森浩被分配到大同矿务局工作。他那一批分配过来的大学毕业生有十几个人,都在支援大同矿务局和潞安矿务局的新矿区。
当时,王庄煤矿年产量90万吨,属于规模比较大的矿井。但在“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王庄煤矿生产状况很不好,任务经常完不成,王森浩压力很大。从科长到总工程师,再到矿长,他不仅要管生产、管技术,还要管安全、管收入,更要管矿工的生活。
“阶级斗争”让大家思想上都很疲惫,影响生产,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但谁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而且那时是吃“大锅饭”,一个采煤队将近200人,经常有请假的、生病的、出工不出力的。甚至还出现过一个工作面200多根金属支柱,一个月丢了一半的情况。
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王森浩带领着我们,一起研究如何完成生产任务、解决各类问题。我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个法子:把工资与出煤量挂钩。你干了多少活,给你多少钱。除了出煤量,工资还要和安全、材料消耗费用等挂钩。这就是工资包干政策。
到手的都是自己的,职工劳动积极性就有了,而且工资总额也没超标。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少了,泡病号的也少了,出煤量反而多了。一个月的生产计划,都能提前完成,我们再也不用站在井口不让矿工提前出井了。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在那个年代,工资包干属于违抗政策,是“物资刺激”。那时有关部门还派出人员,专门到王庄煤矿进行检查,批评我们不应该采取这种措施。王森浩是矿长,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
但是,批评归批评,要想完成生产任务,搞“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是实现不了的。从那以后,我们不仅能完成生产任务,而且安全、技术等工作也做得很好。比如井下标准化工作,王庄煤矿在全国起到了带头作用,还受到了煤炭工业部的表扬,树为“一盏明灯”。再后来,王庄煤矿开始推行机械化作业。生产任务完成了、事故减少了,不仅对职工们触动很大,对潞安矿务局影响也很大。
可以说,潞安矿区的发展壮大,就是从王森浩那时开始的。他顶着巨大压力,不仅团结了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普通职工,而且让潞安矿务局的工作在全国带了好头。在潞安矿务局的生产建设和发展中,王森浩是主要贡献者。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王庄煤矿迎来了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综采设备,产量大大提高,成本也下降了。煤矿面貌发生了巨变。
老领导非常支持山西煤炭工业的发展
1982年,王森浩调到煤炭工业部,任总工程师。到了煤炭工业部以后,他四处调研,我们一直都有联系。1982年底,我调到潞安矿务局,任第一副局长,负责行政工作。那会我还很年轻,想把这项工作当成对自己的考验。有消息说要调我到山西省煤炭厅,我还特意给王森浩打电话,说我不想去,只想在煤矿干好自己的事儿。
1983年3月,王森浩要回来山西当省长,我们都很高兴。他一回来,我就去看望了他。5月,他在省里各处调研,打电话叫我一起去。我从潞安过去,跟着他在省里从北走到南,转了一大圈。结束时,他说,你别回去了,来省里工作吧。原来,省里在他还没来之前,就决定让我去省里工作了。于是,我便来到山西省煤炭厅,担任副厅长。
那时候,我48岁,王森浩50岁。但是,我们依然充满干劲儿。王森浩是省长,直接领导我。我们想一起干一番事业。
后来,山西省煤炭厅分为两块,其中一块叫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属中央直属管理。除了大同矿务局以外,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管理着其他几大矿务局。1985年,我成为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那时,煤炭工业部对统配煤矿(由国家垂直管理的煤矿,区别于省市管理的煤矿)实行总承包制度,内容包括产供销、人财物统筹管理。因此,我成为了煤炭工业部和山西省政府之间的桥梁。
在工作中,煤炭工业部所做的每一个重大决定,我都要跟省长王森浩汇报,都得到了他的支持与鼓励。正因此,山西的煤炭事业得以快速发展。煤炭业收益在山西省财政收入是第一,工业比重是第一,调出量是第一,投资建设也是第一。山西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提升了,这与王森浩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山西现在这些大型煤矿,大部分都是在那时建设起来的。为了解决煤炭建设的资金问题,我经常坐10来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位于北京的煤炭工业部调研,回来以后跟王森浩汇报。在他当省长的10年里,我基本每个周末都会向他汇报一次。他非常支持山西省煤炭工业的发展建设,煤炭工业部也很重视。这让我非常放心。有国家、省政府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能干好。
煤炭人都很团结,想尽力把事情办好
在我的印象里,王森浩对我国煤炭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煤炭事业。我对他非常尊重,也非常敬佩。很多大型矿井,就是他当省长期间建起来的,比如古交煤矿。
我们都退休了以后,依然保持着联系。每次去北京,我都会去看他,或者他找我过去,聊聊曾经的工作。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干事的人,从来不说漂亮话,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搞小团体。
他到了煤炭工业部以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扭亏为盈方面的努力。那时,全国煤矿大概亏损70多亿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扭亏为盈很不容易。身为煤炭工业部部长的他,下了很大决心,召开各大矿区、各个省管理局局长大型会议,做了不少工作,解决了不少问题。我当时也参加了会议,明白他的想法。我们煤炭人都很团结,想尽力把事情办好。
以前他在潞安矿区时,我们住前后院,他后窗户对着我的院儿。学校也是一个学校,矿上工作也是在一起,很有缘分。现在想想,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实行工资包干措施,依然让我记忆犹新。巨大的政治风险下,我们的勇气不仅来自完成生产任务的自我施压,更来自于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调动大家一起做事的渴望。干事创业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很少抽烟,他也很少抽烟;他不喝酒,我也不喝酒。我们之间性格差不了太多,处得来、没有距离,总是能想到一起。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踏实。
王森浩的离世,让我很悲痛。40多年,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彼此。如今,老朋友虽然走了,但这份情谊会永远留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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