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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中国宣布将力争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也被称为中国的“双碳”目标。
实现“双碳”,中国一诺千金。但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以碳排放占比最高的电力行业为例,快节奏地关停煤电机组真的是个捷径吗?
要知道,我国能源结构一直是“富煤贫油少气”。尽管到2019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已经降到了57.7%。但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恐怕短时间内难以动摇。
我国近年一直强调要稳中求进,降碳的同时也要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等,“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
而用我国著名煤化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太原理工大学教授谢克昌的话说,能源革命中,煤炭要革命,但不能革了煤炭的命,让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起来,才是中国煤化工行业应走的道路。
谢克昌院士
把污染大户“煤炭”变成清洁能源
长期以来,“煤炭”和“清洁”是沾不上边的。甚至,煤炭造成的污染贯穿在开采、运输、储存和利用转化的全过程中。
即便没有“双碳”目标,国内也早就在探索“清洁煤”这个大课题。在以谢克昌为代表的科学家眼中,煤炭不仅是能源,更是一种资源,通过技术处理可以成为清洁能源,经过加工转化还可以制造多种高端的化学品。
因此,1985年,刚刚回国的谢克昌就着手成立实验室进行煤化工领域的研究,他的想法很明确:要发挥山西煤炭资源丰富的特色和优势,与自己的专业追求相结合,通过研究和应用,使得对于煤炭的利用变得清洁高效。
面对缺人、缺经费、缺实验设备的难题,谢克昌带领团队白手起家。吃在实验室、住在实验室、睡在实验室,是他那时的常态。如此,实验室终于初具雏形,他们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他们首次开发出了“气化煤气与热解煤气共制合成气多联产工艺”,并指导工程示范。特别是2001年提出的“依据煤气化规律优化脱硫净化技术”,更是让被人诟病的污染大户“煤炭”华丽转身成为清洁能源。
而依托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谢克昌于2008年发表了对煤的结构特征及反应性的关系和调变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是煤化工领域第一次将煤的结构与反应性关联起来的理论,对于工艺创新和研发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
这些“第一次”,不止是学术上的成功。对谢克昌和团队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在解决问题:煤炭资源浪费过度、利用过程中污染环境、无法最大化利用等等。每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这是他们的初心,过去如此,未来也如此。
警惕利用不对称的碳减排压制中国
2015年,泰州电厂3号机组成为世界首台成功运用二次再热技术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实现供电标准煤耗266克/千瓦时,成为全球煤电新标杆。
2019年,全国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有111台在运行,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平均供电标准煤耗约280克/千瓦时,引领世界燃煤发电技术发展方向。
作为中国煤化工领域首位院士,谢克昌非常自豪地看到,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供应体系。但谈到碳减排,他仍然保持着冷静。“要一步一步走”,谢克昌说。
早在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期间,谢克昌就在持续开展有关能源的战略研究,推动了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他将能源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
2013年~2020年,为能源结构调整阶段,逐步减少化石能源;2020年~2030年,为能源结构优化阶段,要通过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满足经济增长对于能源的需求;2030年~2050年,能源革命进入定型期,逐步实现能源绿色化、需求多元化、调控智能化、使用节约化。
“不能摊派式地碳减排,也不能无视碳减排的科学性去实施碳减排。”谢克昌强调,脱离国情去谈人均碳排放是不合理的。
以美国为例,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人均碳排放量的最高峰,之后开始下降。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曾指出,欧美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实际经历了70-80年,而我国刚走过30-40年。
谢克昌院士也表示,不管从人均排放还是累积排放上,我国都远低于欧美。在他看来,欧美如今的能源需求已经与GDP增长脱钩,而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两者增长关系是呈正比的。
“双碳目标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谢克昌说。面对这个阶段,76岁的谢克昌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对于国家发展需求的的关切,使他发挥出更大的能力投入心目中永恒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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