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研视点｜“东数西算”全面启动新基建如何避免“四万亿”老路？

(记者 陈惟杉)历时近两年筹划的“东数西算”工程今年2月正式全面启动，这是继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之后第4个跨区域资源调配的超级工程。对渴望优质项目的地方政府和投资者来说，“东数西算”或将带来中长期的重大投资机会。

如果仔细查询2020年起各地公布的新基建路线图，公布的投资规模在数千亿至数万亿元不等，大有赶超当年“四万亿”之势，但是新基建似乎仍然不温不火，难以接棒传统基建。直到“东数西算”工程启动，外界似乎看到了与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量齐观的基建工程。只不过这一以企业为建设主体的工程注定与此前的超级工程不同，新基建并非传统基建更换了一件外衣，其最终甚至应该指向政府在基建投资中角色的转变。

相比于外界对于新基建拉动投资的期待，一些新基建领域对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带动作用尚不明晰。在三类新基建中，5G属于信息基础设施，深圳市政协常委、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武良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信息基础设施更多是依托原有软硬件，叠加新的技术。近期火热的数据中心也属此类。

武良成表示，新基建的特征，首先是科技创新驱动，因而具有更大的复杂性、特殊性和不确定性。其次，与传统基建一样，属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但是由于其由科技创新驱动，因而涉及的产业链条加长、应用范围拓宽，涉及巨大的投资规模。“财政资金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投资规模，需要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而选择一个怎样的投资模式是一个新的课题”。

深圳于2020年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2020—2025年)中明确提及，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上海版新基建行动方案中也有类似表述，“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投资上海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深圳于2020年发布首批95个新基建项目，总投资额4119亿元，其中社会投资项目34个，总投资2447亿元，投资占比60%。同年，上海也发布了未来3年约2700亿元的新基建投资项目，各级政府投资约600亿元，其余2100亿元是社会投资。

//位于贵州贵安新区的华为数据中心

企业应该是新基建投资的主体，这与传统基建完全不同。今年已是深圳版新基建行动方案执行的第三年，作为去年市政协调研的参与者，武良成也有类似的感受，“深圳新基建存在一系列矛盾，最为核心的矛盾便是其很容易再次变为由政府主导”。

武良成坦言，在调研过程中，感受到的最大问题便是“共识不足”，“所谓共识指的便是政府与市场达成的共识，新基建项目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因此在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时，需要清晰设计利益分担机制”。

除了需要必要的安全感，在新基建涉及的广阔范畴中，哪些允许并适宜社会资本参与仍待明晰。

武良成讲述了一个他在调研过程中遇到的案例。“在调研深圳原有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时，发现相关数据分散于各个政府部门，而且数据属性并不一致，即使是调研组也难以掌握完整数据。因此在收集这些数据后需要将其打通后共享，这是数据共享平台的缺失，那么这件事该由谁来做?收集一些公共数据应该由政府来做，因为这涉及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但在赋予政府这项权力的同时，也要追加其在保证安全、隐私的情况下共享数据的责任，这也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约束”。

不过他也认为，目前确实难以对新基建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做“一刀切”式的划分，更应建立多元供给的机制。“新基建更多涉及公共品、准公共品，因此政府主导的责任无法逃避，但主导并不意味着成为每一个项目的主要投资者，而是要按照新基建项目的重要性进行划分，匹配对应的供给体制。如果纵向划分为信息、融合、创新三类，横向就要区分重要性，如是否具备国家层面的功能，比如国家科学中心的项目就需要中央资金的支持，但实际上中央财政对于深圳正在进行的国家科学中心项目支持甚少”。

“此外，应该按照不同行业的属性出台一份新基建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比如一些涉及公共安全、隐私的项目市场主体不能进入，在负面清单之余，就可以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建立多元供给模式，但目前尚未有很清晰的负面清单界定。”武良成说。

//2022年2月23日，游客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内参观。馆内有目前全球最大的5D沉浸式数字沙盘，运用人工智能AI建模等先进技术，让参观者漫游在外滩、陆家嘴等著名地标街区。图/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