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稳增长，降息、新基建不如促人口

从2010年至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10.6%到2020年的2.3%。受新冠疫情等内外部复杂情况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2021年，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等固定资产投资，几乎无一例外都在下行。

对近期经济消费和投资低迷的情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多项稳经济政策，明确指出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正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我们认为，为解决当前新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既要稳经济也要稳人口，除了传统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提振需求和鼓励消费外，还可以通过鼓励生育、增加人口，来有效提振社会信心。

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短期需求被抑制、长期增长速度趋缓。大力鼓励生育，短期看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信心，长期看，人口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而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环境的持续向好，反过来也有利于整体生育率的提升，为人口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传统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收效有限

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短期需求被抑制。

我们知道，总需求一般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和净出口组成。其中，消费的贡献比例最大。2011-2019年，我国的消费率平均为53.4%，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54.3%。但近期数据显示，我国基本的消费增长动能减弱，呈现明显的疲软态势。12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提到，从需求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由年初的两位数增长回落到个位数。

以居民基本的“衣食住行”为例。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在吃穿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增量需求；住房方面，房地产市场的状态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有需求的地方没供给，有供给的地方没需求，“高房价地区限地限购、低房价地区留不住人”，除非供地政策做出巨大的调整——大幅度增加大城市住宅供地，否则短期房地产行业不会有很大的起色；交通和旅游行业，是潜力较大的朝阳产业，但由于疫情控制一刀切等因素，人口的流动性降低，旅游消费也被明显抑制。

除了“衣食住行”等一般消费，教育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教育减负的政策抑制了民间对教育投资的需求。我们认为，人力资源的投入非常重要，但关键不是增加对每个小孩的教育投入，而是增加孩子的数量，因为大部分天才不是靠教育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更大的人口池子，才会冒出来更多的天才。

除了消费，投资对于供给侧改革、提振宏观经济的作用也很大。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12月以来，央行陆续“降息”“降准”，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然而，这些调控政策虽然可以给金融和信贷环境带来一定的放松，能够帮助房地产企业等一些面临严重现金流压力的行业重获生机，防止其资金链断裂，但是对于多数行业来说，这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在行业不景气的前提下，对遏制经济增速下滑的收效甚微。因为企业如果对行业需求缺乏信心，投资意愿并不会因为贷款利率的降低而显著提升。

基建投资空间饱和，新基建不确定性和风险较大

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也是拉动需求的重要途径。过去政府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就是加大和加速基础建设。但是，我国在基建方面的很多领域已经饱和，截至2020年底，中国的高铁运行总里程已经达到了3.79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16.1万公里，均位列世界第一。很多地方尤其是人口流失地区，基建的空间有限，未来建设的增量不多。

目前较为热点的“新基建”，也有很大不确定性，传统的基础建设如桥梁、公路建设，有固定的地点和空间限制，并且需求明确、技术不会过时。而当前一些投资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属于高科技产业，虽然有很大增长潜力，但同时也有很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并不一定适合由政府推动，更适合按照技术发展的规律和节奏由企业推动。如果因为要刺激经济，由政府加速推动，很可能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和过时。

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长期经济增长趋缓

说完短期需求，我们再来看看长期的情况。长期来看，国家的经济增长受限于生产能力，生产能力一般认为由三个部分组成：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关于劳动力，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这是经济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

回顾1950年以来的出生人口（图2），可以看到1963年出生的人（约2900万），2022年将是60岁退休年龄；而2001年出生的人口，2022年将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人数基本只有退休人数的一半。而根据育娲《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的预测，未来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也在不断上升（图11），年轻劳动人口比例降低，这会导致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两年内跌破1000万，到2050年降至773万，2100年仅306万。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到本世纪中叶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

按此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83年被美国反超，到2100年只有美国的2/3。现在中国总人口还是美国的4倍多，可出生人口却将在两代人后被美国反超，可见人口衰竭之快。

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人口将在2～3年内进入负增长，到2050年减少到12.64亿，2100年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届时，中国就很难再说是一个人口大国了（见图4）。

鼓励生育对刺激宏观经济的必要性

根据前文分析，宏观经济的下行，短期主要是消费、投资等需求被抑制，长期是整体生产能力速度的放缓，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此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经济需求的提振，我们认为进一步加大鼓励生育力度、提高人口数量，是非常有必要、有效且重要的手段。

鼓励生育有用。之前我们做了一个生育率和家庭补贴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国家每多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

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的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鼓励生育有钱。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所以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拿出一部分来鼓励生育。长期来看，对孩子补贴的本质，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短期来看，鼓励生育对刺激消费有直接的影响。我们认为，刺激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提供更多的现金和福利，给到现有和潜在的二孩和多孩家庭，因为这些家庭是缺钱的，他们在各方面的成本支出都很多。如果把钱支付给了家庭，短期来看，可以刺激、增加各种消费需求。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贷款政策，给到这些多孩家庭买房的话，更可以刺激房地产。

从回报上来讲，鼓励生育的钱从财政转移支付给了家庭，并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如果鼓励生育有效果，也就是说家庭因此多生了个孩子，那么只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大于鼓励生育的钱，就是有正回报的，也就是额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长远来说，人口是长期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为什么人口对于创新如此重要？首先体现在规模效应上。人口规模是创新的一大优势，一个人口规模大的国家中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优势。虽然当今的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很低，一个小国的公司可以将标准化的制造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但是对服务业来说，庞大的国内市场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创新者需要与当地的文化、语言、商业和法律进行深层次的互动，只有先在国内市场对创新进行了测试，才能把产品或者服务出口到其他国家。

这种规模优势在互联网行业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互联网或者人工智能公司，需要企业和客户共同打磨新的商业模式和业务流程。人口的增加，使得企业拥有更多的本土客户群和数据，客户的交互可以提供大量的案例和数据，更多的客户参与创造，相比较一个人口小国，这样的规模效应更容易快速地实现商业化。

人口规模对于创新的影响还体现在老龄化效应上，也就是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从个体角度来说，人的大多数认知能力在30～40岁的时候达到峰值，60岁以后会迅速下降；从企业层面来看，创新性的企业家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相对于老年人，创新和创业都是一个长期、高风险的投资，只有年轻人更加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也有更长的时间去享受成功的果实，而且年轻人在学习技能和适应新环境方面表现更好。

通过我们对日本、美国等不同国家企业、创业者的分析，可以看出来，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也会产生一种阻挡效应，即年轻人的发展被一个人数更多的老年人群体所阻挡，导致他们很难进行创业。

日本上世纪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年轻人口萎缩，影响了整个经济的活力和创新力。而中国过去的30年，经济活力和创新力非常旺盛得益于六零后、七零后和八零后庞大的年轻人口规模。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已经在世界上有能力和美国叫板，正是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尤其是年轻人才规模。

但是由于90年代以后出生率开始迅速下降，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将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挑战。从与美国的比较来看，中国现在有4倍于美国的人口，但是未来的年轻人随着我们生育率下降会逐步减少，如前所说，我们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已经在下降，如果把教育素质这部分因素考虑进去，只看受过高等教育的25～44岁的年轻人口，中国最近几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今后几年中国的创新力会越来越强，但是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不提高和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一代人以后这个数字就开始下降，中国的人口优势也会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内到达一个顶峰，然后这个优势会逐步被削弱。得益于可以吸引大量高素质的移民，美国可以利用的人才规模将逐步超过中国，除非中国能够大幅提升现在远低于美国的生育率。

鼓励生育的具体措施和重要性

关于鼓励生育，我们在之前的人口预测报告和文章中，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建议：

1）现金和税收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予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总的来说，现金和减税部分要2～3万亿元，可能相当于GDP的2～3%。其实分摊到中国两亿多个孩子，每月也不过1000多元，比养育小孩的实际直接财务成本还要低很多。这部分补贴可以减轻家庭养育小孩负担，刺激相关的消费。

2）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据估计，每多一个小孩，差不多额外需要20平方米建筑的空间。举个例子，某个大城市的房价是每平米6万，假设一个家庭的年收入20万，那为了生这个孩子的住房成本就是夫妻6年的年收入，所以在中国的大城市，生孩子的住房成本很高。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拿出一部分卖地收入，通过贷款免息或者房价打折的方式补贴多孩家庭购房，就可以减轻生孩子的住房成本压力。

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能在2万亿左右，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当地的土地供应来覆盖。现在房地产行业十分低迷，正好可以通过房贷免息补贴来提振房地产行业，既稳人口又稳定房地产行业和相关行业，一举两得。

3）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发达国家尤其是法国和一些北欧国家，由政府提供普惠性的托幼儿所，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尽可能地回归工作。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们建议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10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增建这么多托儿所，可以提振投资和就业。

为了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育娲人口”近期提出，可以由中央政府设立“鼓励生育基金”，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没钱、企业和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支持生育家庭现金补贴、个税减免、购房租房补贴、建设托儿所等。

人口预测报告也指出，这些补贴的金额在GDP的4～5%左右，四、五万亿对于经济的提振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更为宝贵的是，这些投资比以往的基建投资更加有长期的回报。花钱刺激经济是否健康最关键是要看是否会有长期好的回报，如果投资扩充一些过剩的产能或者一些无用的基建项目，为了刺激而刺激，未来就会加剧产能过剩，金融坏账等问题。但是鼓励生育的投入是投资未来的孩子，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是未来的建设者和纳税者，虽然需要将近20年的养育，但是其回报绝对是有保证的。

结论

以上这些鼓励生育的政策虽然需要增加不少的财政支出，但是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的问题，正好可以通过鼓励生育，来刺激消费和提振经济。而且这种鼓励生育的投入，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长期有很好的回报。

生育多个小孩的家庭，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教育资源，但以后会贡献远大得多的税收，供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

因此，对于国家和社会，生育和抚养小孩是最好的投资。鼓励生育所增加的孩子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总之，现在鼓励生育是一举两得，既可以刺激经济，又有利于提高生育率，确实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