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晖 北京报道
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数字化的驱动力量持续引发关注。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增速强劲,如何通过金融赋能,促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加速发展,与此同时提升金融自身的国际国内竞争力,是一篇大文章。
在由《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21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创始秘书长杨再平在主题演讲时指出: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新一轮国内国际经济竞争的主战场,不能没有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军团的参战,同时也是金融体系提升其国际国内竞争力的重大机遇与挑战。金融体系自身数字化是其竞争力的基座,更有效而稳健地服务好数字化实体是其竞争力的展现。
数字经济主战场不能没有金融军团参战
2020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的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3.0%,占GDP比重为43.7%。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蝉联世界第一,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中国位居世界第二,规模为5.4万亿美元。德国、日本、英国位居第三至第五位,规模分别为2.54万亿、2.48万亿和1.79万亿美元。
各经济体依托自身优势形成特色数字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立足产业基础和市场优势强化数字经济创新,美国依托技术创新实力巩固数字经济全球竞争力,欧盟强化数字治理规则领先探索打造统一的数字化生态,德国发挥强大制造优势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英国则全面布局数字经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事实上,我国已经把数字经济上升为重要国家战略选择。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中,有浓墨重彩的、非常突出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在疫情中逆势崛起,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扩张到39.2万亿元,增速达9.7%,远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6.7%,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对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发挥重要作用。
需要看到的是,全球围绕数字经济关键领域加快部署、推动发展。在技术赋能方面,以5G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快速演进,并加速与垂直行业深度融合。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金融科技等服务业数字化快速成长,推动传统产业新兴裂变和升级演进。在数据与安全方面,各国加快推动数据开发利用及市场化流通,同时,网络安全部署升级带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杨再平指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数字经济使得我们整个经济的效率提高,甚至会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时空重塑。“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金融的赋能必不可少。一定程度上,数字经济的竞争力也取决于数字金融的竞争力。总之,数字经济主战场不能没有金融军团参战。”他表示。
金融自身数字化是其竞争力的基座
在杨再平看来,金融在数字经济时代强化竞争力首先是金融行业自身的数字化,金融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力的底座——要用数字化的这一系列成熟的技术来装备自己,包括ABCD(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
麦肯锡的一项报告指出,在未来10年,七项关键技术将持续影响金融科技总体发展趋势,驱动业务模式重构,并左右金融业竞争格局。
这七大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超自动化、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开源和SaaS,以及无代码的开发平台。
杨再平认为,金融的数字化包含了几个层次:首先,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包括金融资产的登记、托管,包括清结算体系、支付体系以及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以及基础的征信体系等等的数字化。
其次,是金融机构体系的数字化。过去,金融机构展业都需要大堂这样的物理场所,数字化时代则需要网站或者APP这样的“门户”。除了门户的数字化,金融机构的系统、实验室、渠道、团队、治理结构甚至企业文化建设都走向数字化。
第三,金融业态或商业模式的数字化。数字化时代,需要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全天候、广覆盖、跨时空、低成本并且连续的金融服务,这其实就要求模式的迭代。比如传统的支付环节转变为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支付,投融资领域则出现了数字信贷、智能投顾、互联网保险等。
最后,在此基础上就要求强化金融监管的数字化。根据《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要求,需要监管单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管理机制,服务金融业综合统计,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
服务好实体才能展现数字金融竞争力
如果把金融机构自身的数字化比喻为金融机构竞争力的一个底座,那么光有底座,没有发挥,竞争力就体现不出来。
杨再平指出,金融数字竞争力的体现,要看它是不是更有效而稳健地服务好数字化实体经济,提升了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水平,这也是评价金融数字化竞争力的重要标准。
在他看来,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核心竞争力应该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金融需要赋能实体经济完成数字化领域的国际赶超。事实上,尽管近年来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需要看到,携上世纪之余威,美国至今仍引领着核心技术的发展方向。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前沿技术准备度指数,美国、瑞士和英国分居前三位,我国仅居25位。虽然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已取得难能可贵的成绩,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在关键核心技术和生产工艺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在数字经济的大路上,美国是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双腿跑”,我国则是“单脚跳”——消费互联网一枝独秀,产业互联网刚刚起步。这使我们的旅程异常艰辛,亟须补上产业互联网的短板。在这方面,金融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持。
第二,支持实体经济应该把握几大主要方向——包括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推进数字产业化等等。如何把资金引到这些领域?金融赋能也应该围绕这些重点方向。
第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金融需要在实体经济数字化的转型和过渡中发挥作用。金融行业连接千行百业,占据信息数据优势,其比实体行业对新发展态势更为灵敏,如何发挥这种优势,引导各类经济或市场主体加速过渡转型,避免错失数字化机遇而轰然倒塌的柯达时刻、百视达时刻,是金融业的本分,也是展现其竞争力的重要机会。
第四,支持实体经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支持实体经济数字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比如网约车,比如南方的工厂接单平台,都是大众创业数字化进程中的代表模式。如何支持这些小微群体?对不能够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也不能通过传统的资本市场来解决,是否有创新的方案去支持,在此领域,像“滴灌通”一类的创新融资工具已经开始出现。
最后,万众创新层面,要关注数字化的科技成果怎样通过金融的支持加速转化为产业,并做大、做强,以及如何支持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家。“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数字化企业家就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将才,需要大力支持。好钢用到刀刃上,如果金融工具能够精准支持到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就可以迅速地做大做强,能够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增加社会财富。
杨再平最后指出,从这些方面来看,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可以说是天然匹配。但在天然匹配的前提下,需要更有效、更稳健的路径去支持数字化的实体经济,才能形成一种共生共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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