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新形势新问题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动“十四五”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首倡数字经济全球合作，得到各国积极响应。近年来，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数字经济逆势增长能力和发展韧性得到了充分彰显。受此催化，世界各国均把数字经济作为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建成了全球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消费领域数字化走在全球前列，工业互联网开局良好，更多实体经济领域和政务服务等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未来五年，全球数字经济将迈向加速发展、高度竞争的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这是数字经济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时期，将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格局。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紧扣未来五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着力破除制约长远发展的堵点问题，将加快推动形成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特征，具有更强全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大力量。《规划》的出台恰逢其会，意义重大。

　　一、更加注重创新，增强数字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一是技术创新。《规划》强调要增强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安全可控的技术创新体系。数字经济是有史以来技术最密集的经济形态，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创新产出最丰富、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领域，对一国数字经济的长期增长、创新增长、稳定增长，特别是全球竞争力的塑造，具有决定性意义。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创新能力迅速增强，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在外部环境冲击下面临的风险隐患不断增多。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提升核心产业竞争力，是“十四五”时期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先任务。《规划》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内在规律，把创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创新引领为发展的第一原则，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放研究，充分发挥“技术-产业”交互迭代效应，多方位立体化推动信息技术自立自强。

　　二是要素创新。《规划》将数据要素单独成篇，破局数据要素价值化难题。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定位为新生产要素，迅速成为全社会共识。《规划》适应这一变化，把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作为突破口，从要素市场供给端的数据质量提升，要素市场需求端的数据开发利用机制创新，以市场为核心促进数据流通三个方面着力，提出了体系化的政策举措，如数据质量提升行动、更大力度开放数据资源，探索数据确权，鼓励数据交易模式创新，加快区块链等技术在流通中的应用，规范数据交易秩序，支持特许开发等多样化数据开发机制创新等，这些将有利于我国更好地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二、更加注重协调，推动数字经济包容平衡发展

　　一是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调发展。数字产业化提供产品、服务和工具，拓展发展空间；产业数字化使用这些工具，提供应用场景、动能和价值，两者交互迭代推动数字经济螺旋式发展。其中，占国民经济主体部分的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主引擎和主战场。近年来，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爆发式增长，工业数字化转型进入加速轨道，企业数字化转型从“选择题”变为“必修课”，转型意愿、能力大幅改善。“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全面数字化转型是核心特征、也是内在要求，更是关键动力。但数字化转型投入大、复杂度高，再加上我国是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时候迎来这场数字化浪潮的，需要完成补课、升级等多重历史战略任务。为此，在发展定位上，《规划》准确把握新阶段的特征要求，把产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主战场，作为核心任务来推动；在政策设计上，《规划》突破过去从三大产业角度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传统范式，从企业、产业、集群和园区以及转型服务支撑生态四个方面着力，更系统的政策，更丰富的工具，将推动传统产业更快、更有效、更均衡地实现数字化转型。

　　二是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发展。数字经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在两者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过去，数字经济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但生产关系调整相对缓慢，两者之间的关系正日益紧张，带来了不少冲突问题，如近来备受关注的平台垄断与平台治理、数据安全、隐私侵犯、算法歧视、灵活就业者保障不足、数字税征管争议等，制约了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当然，这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治理难题。“十四五”期间，迫切需要加快数字经济治理创新，尽快调整这些生产关系，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民众利益。《规划》直面数字经济治理难题，提出了加快法规制定、调整和实施，加快平台反垄断，完善多元共治体系，强化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防范系统性风险，健全灵活就业人员保障制度等多种举措，努力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互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

　　三、更加注重绿色，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数字经济是新经济形态，在引领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绿色发展上能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推动数字经济自身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为驱动力量，数据的存储、传输、计算需消耗大量电力资源。为确保实现双碳目标，《规划》提出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模式（如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技术推动（如强化数据中心节能改造）、强化标准引导（如提升数据中心建设的能效标准），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如扩大绿色能源对数据中心供给）等方面进一步挖掘节能减排潜力，推动数据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

　　二是利用数字经济赋能全社会各领域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具有的广泛连接、智能优化等能力，能在超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互济能力，强化能源管控，是能源改革乃至全行业节能减排的催化剂和驱动力。《规划》提出要推动能源生产、运输、消费等各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能源行业的低碳转型；推动各行业能源管控优化，助力全行业节能减排。

　　四、更加注重开放，营造数字经济良好生态

　　一是构建开放的数字经济生态。开放是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数字经济强大创新力、生产力的根本来源。但数字经济也会因为强大的规模经济、用户网络效应、数据学习效应等多种正反馈机制的叠加，形成赢家通吃，收益独占的局面，阻碍长期发展，损害公共利益。“十四五”期间，消除信息孤岛，消减平台垄断，构建开放的数字经济生态成为全球基本共识和共同行动。为此，《规划》提出要深化数据的互通共享，加快技术产业的开放创新，强化平台反垄断，推动平台经济互联互通互操作，构建一套从底层技术到上层应用的体系化政策框架，形成构建开放型数字经济生态的路线图。

　　二是构建开放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开放合作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是中国一贯的政策主张。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在开放和排他中曲折前进，特别是疫情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让许多国家开始内顾，摆脱对外战略依赖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优先事项。“十四五”时期，深化数字经济全球合作任务更加艰巨。《规划》坚持践行数字经济多边主义合作，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全面推动数字丝绸之路走深走实，积极构建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强化与各国政策、技术、标准的协同。

　　五、更加注重共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普惠

　　一是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普惠水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服务的普惠共享是根本要求。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我国教育、医疗、文体等公共服务的普惠均等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十四五”期间，必须乘势而上，进一步利用数字化促进优质数据资源的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促进资源优化利用、共享复用。《规划》提出要通过社会服务数字化提升工程，深入推动智慧教育，进一步促进优质资源在线辐射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加快发展数字健康，精准对接和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医疗健康服务需求；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提升社会保障服务数字化水平。

　　二是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缩小数字鸿沟，提升数字经济共享水平是全球共同挑战。近年来，我国通过提速降费、普遍服务等多种举措部分地解决了接入难题。但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不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这既有基础设施的接入问题，也有行业属性、城乡发展基础、发展阶段不同等结构问题，还与教育水平等高度关联，是基础性、长期性难题。《规划》强调继续开展典型普遍服务试点，提升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覆盖和数字化接入水平；加强信息无障碍建设，加强中老年等特殊群体的帮扶力度，切实解决使用难题；统筹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努力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强化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余晓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