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大厂：能否从技术先锋变成行业新风？- 工业快报

文/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最近的互联网行业很可能迎来了“至暗时刻”。先是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然后是滴滴上市涉及数据安全问题，接着是在线教育企业被“团灭”。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2021年之前的十年是互联网企业“野蛮生长”的春天，那么此刻就是互联网企业的漫长寒冬。中国网民数量已经接近饱和，此谓“天时”已尽；中美之间的互联网技术鸿沟已经缩小，此谓“地利”已失；互联网巨头的资本收割惹得民意沸腾，此谓“人和”已去。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互联网企业，何去何从？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互联网技术开始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底层数字技术的结合，催生了数字经济的崛起。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从2005年的2.6万亿元一直增长到2020年的39.2万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14.2%一直增加到2020年的38.6%。互联网行业或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天时地利人和”。一是人口基数大，消费群体广，同时应用场景丰富；二是政府管制松，并且互联网企业与国企没有什么正面竞争；三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实现了“弯道超车”。尤其是，以腾讯、阿里、华为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在线支付等先进技术领域，已经占据了世界第一梯队，俨然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先锋。

但是，互联网大厂不能在国运带来的功劳簿上“躺平”，从此享受垄断红利。当野蛮生长带来的暴利和乱象引起口诛笔伐时，对互联网行业的规范管理必然要跟上。这一点，欧洲的数字企业已经见证了历史，中国互联网大厂应该清醒地看到监管拐点已经来临。在这种大背景下，不管是互联网大佬们“退隐山林”，还是互联网大厂低调行事，抑或是涉事大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只是迷失在个案的应对和公关之中，无法规避一系列监管风暴。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然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现数字化治理，这已经是“制度优势”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应该放长历史的视界，展示更大的格局。要走出当下的困境，互联网大厂应该勇敢地担当起时代的重要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从单纯的追求技术先锋，转变为引领行业新风；从传统的劳资关系，转变为敬畏契约精神，重塑商业伦理。

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是从农耕文明进化到商业文明，从人情社会进化到契约社会。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明和契约社会。它们背后的支撑力量是契约精神。商业文明中的契约精神，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契约关系是平等自愿的。在商业交往和工作关系中，大家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第二，契约关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规则重于人情，制度胜过关系。第三，契约关系是有边界的，理应权责对等、公私分明。单位不是领导自己的“地盘”，员工不是领导的“仆人”。

互联网行业是数字经济的领头羊，互联网大厂是中国经济的“名片”。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因此，互联网大厂应该带头推进商业文明，贯彻契约精神。比如，谈生意能不能少喝酒甚至不喝酒？喝酒能不能完全自愿？如何在工作规则中全面贯彻男女平等？能否借机构建一套完整的反职场性骚扰制度，并且在整个相关行业推广？进一步，能不能规范加班现象，防止无限“内卷”？能不能把下班时间和周末还给家庭？同行业之间，能否尊重对手，恪守底线？

凭心而论，今天的互联网大厂，在削弱等级制度、提高工作待遇、减少酒桌文化方面，总体上做得比传统行业要好。但是，与互联网大厂拥有的巨大光环和影响力相比，它们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不要浪费每一次危机”。与其被动应对个案困境，不如勇敢革新自我，并且推动行业新风的形成。如此，互联网大厂才能行稳致远，成为现代化中国的进步力量，并重新赢得民意的尊重。

编辑宋钰婷校对柳宝庆

（责任编辑：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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